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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训的文化意义与现代价值

时间:2018-06-01 11:03     来源:新华日报     作者:曹胜高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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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一个人最初所受到的教育,来自家庭的熏陶。现代研究也证明,一个人基本的情绪表达模式、最根本的行为方式,在三岁左右就已经形成。家教是一个人深入骨髓里的教养,影响着一个人情商的基础。

家训的文化意义与现代价值
【图语:中国传统家训】

  家训,是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内部对后辈子孙的教诲和训导。在古代中国,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才能形成有品位、有格局、有实力、有影响的大家族。在这过程中,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阅历、经验教训和人生思考,经过累积总结,采用家训的方式流传下来,成为后辈子女读书学习的参考、安身立命的要求和建功立业的经验。

  家训是个人修身养性的行为要求

  一个人最初所受到的教育,来自家庭的熏陶。现代研究也证明,一个人基本的情绪表达模式、最根本的行为方式,在三岁左右就已经形成。家教是一个人深入骨髓里的教养,影响着一个人情商的基础。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在《戒兄子马严马敦书》中说:

  “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

  他不仅这么说,也这么做,他在南征中便遭遇朝廷中诸多人的诽谤,但他以“马革裹尸”的行为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三国时魏郡太守王修告诫外出任职的儿子:

  “言思乃出,行详乃动,皆用情实道理,违斯败矣。”

  认为三思而言,可以寡过;三思而行,可以寡悔,这是父亲送给儿子最好的处事经验。做过南宋户部尚书的叶梦得在《石林家训》中说:

  “旦起须先读书三五卷,正其用心处,然后可及他事。”

  谈及自己的阅读经验和修身习惯,每天早晚读书,一是养成读书的习惯,二是经史子集之类的书中,蕴含着古今圣贤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社会发展的看法以及对个人情趣的书写,读书实际是与仁人志士对话,能够给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正能量,使得自己能够从容面对顺境、逆境和困境。

  家训是建立良好家风的养成基准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教育是社会教育的基础,家庭风气也决定了社会风气。可以说,个人在家里的待人接物、言谈举止、行为方式决定着他的社会行为底线,也决定着他判断是非曲直的基准。

  司马光的《涑水家仪》,将《礼记》中的很多礼仪细化,使之更加适宜于宋人的生活。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有不少条目似乎是行为的枷锁,但回到北宋的历史现场,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要求实际是在培养家庭成员的规矩仪式,即在特定的环境中,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必须做。形成一个家族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从小养成规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久而久之就会达到“纵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被康熙誉为“清、慎、勤”的名臣许汝霖,在《德星堂家订》中对家族的宴会、衣服、嫁娶、凶丧、安葬、祭祀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全部要义在于节俭、和睦、厚德。礼部尚书张英把“立品、读书、养身、择友”作为座右铭,并且将之写入《聪训斋语》,以教育孩子养成健全的人格。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名臣,以自己的修养教育子女,给其示范,对其要求,能够把修身齐家结合起来。

  家训是形成社会风气的规矩认知

  一个人在家庭里养成的教养,要在步入社会后得以体现。中国传统家训中的很多规矩,反映着社会对一个人的基本要求。在《颜氏家训·治家》中有一句话:

  “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科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看似很普通的一个要求,郑重写到家训之中,作为守约守礼的规矩,这类小事,实则体现着人对物的爱惜,对他人的尊重,对自己行为的约束。

  明代名臣庞尚鹏的《庞氏家训》中说:

  “处宗族、乡党、亲友须言顺而气和。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要求以言顺气和作为社会行为的规范,如果遇到争执,可以讲理;如果讲理不通,就去谅解。多几分宽容,少几分意气。

  于成龙在《治家规范》中也说:

  “子弟家居,饮食动作俱教以规矩,事上接下,俱教以礼数,勿致放荡。”

  规规矩矩做人,方能踏踏实实做事。家庭教育,也是最有警示性的社会教育,容易入耳、入心、入行。一次,欧阳修的侄子写信说,想带点朱砂过来看他,欧阳修则回信拒绝:

  “吾不缺此物,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

  在欧阳修的眼中,家风通于政风,如果在家族成员之间过于讲究礼尚往来,久而久之便会形成重礼物轻情义的不良习气。

  家训是成就伟大事业的经验支持

  什么样的人才能实现梦想?那就是要从小自我砥砺、自我约束、自我超越的人,才能不断精进。在家训系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帝王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他们的子女要继承的是江山社稷,因而要比常人有更高的修身要求、更深的心性修炼、更全的思虑决策。李世民作《帝范》,告诫太子李治如何处理国事,他从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等12个方面对如何治国理政进行经验总结,其中在《去馋》中就说:

  “砥躬砺行,莫尚于忠言;败德败正,莫踰于馋佞。”

  鼓励李治要有容许不同意见的雅量,避免谄媚之徒的阿谀奉承,纳谏以养德,远佞以成事。

  雍正将康熙生前对自己的教诲,编成了《庭训格言》。其中言及治国理政时如何处理读书与管理的问题时,康熙曾说:

  “故世之苦读书者,往往遇事有执泥处,而经历世故多者,又每逐事圆融而无定见。此皆一偏之见。朕则谓当读书时,须要体认世务;而应事时,又当据书理而审其事。宜如此,方免二者之弊。”

  就是要把书上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的事理相结合,书立规矩,要言之方,而事在周全,要行之圆,二者相辅相成才能成事。他还告诫雍正,自己在批阅奏折时一丝不苟:

  “故朕于一应本章,见有错字,必行改正;翻译不堪者,亦改削之。

  当用兵时,一日三四百本章,朕悉亲览无遗。今一日中仅览四五十本而已,览之何难?一切事务,总不可稍有懈慢之心也。”

  臣下上奏折,谈的都是国家大事,不容丝毫懈怠马虎,国君只有一字一句修改,臣下方才认真而不敢玩忽,久而久之就形成严谨、细致、笃实、认真的行政风气。

  家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教育中最有价值的文本系统,就在于很多读书做官的人在家训、家书中,将个人的人生体验、情感寄托和事业得失总结出来,事无巨细,用心良苦。其中体现出来的规矩意识、道德要求、行为准则、处事法则,已经深深植入中华文化的深处,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家训的文化意义与现代价值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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