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大成 杨 浩
关键词 ：左 宗棠; 家教思想 ; 当代启示
摘 要：曾国藩并称“曾左”的湘军名将左宗棠， 以收复新疆、开发西北的历史功勋而名垂青史。他的家教思想同样丰富、感人。其主要内容有：要求子孙刻苦读书明理，在力行致用; 要永保寒素家风，戒各种恶习; 坚持廉洁奉公， 慷慨行善济困。左宗棠的家教思想，不仅对今天我国一般的家庭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且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家庭教育则有着更直接更现实的启示意义与教育作用。
以文明之邦著称于世界的中华民族，在其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其中以孔孟儒家为代表的家教思想，为中华民族的绵延发展、人才教育与民族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发挥了巨大作用。诸如“孟母择邻 ”、“岳母刺字”的感人故事不胜枚举，带有典型。各种《家训》，广为流传，影响深远。随着《曾国藩家书》的公开出版与著名作家唐浩明先生对《曾国藩家书》的评点，使湮没多年的曾国藩家教思想被重新挖掘出来，在海内外广泛传播，而发挥其资政育人的应有作用。相对来说，与曾国藩并称“曾左”的湘军名将左宗棠，其家教思想却较少有人提及，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左宗棠的家教思想也十分丰富、感人，足以与曾氏的家教思想相媲美，都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湖湘文化的璀璨明珠。本文拟对左宗棠的家教思想作一初步梳理与分析，从中探寻其对当代文明道德建设与反腐倡廉的功能。
一、刻苦读书明理 ,贵在力行致用
作为出生于以耕读传家的下层贫困知识分子家庭，左宗棠受其祖上特别是父亲的影响，对家教始终高度重视。他认为：“ 一国有一国之习气，一乡有一乡之习气，一家有一家之习气。有可法者，有足为戒者。心识其是非，而去其疵以成其醇，则为一国一乡之善士，一家不可少之人矣。”[1]只有举人身份的左宗棠，在三次上京应试落第之后，就决心再不应试，“即拟长为农夫以没世”[2]，在家教书务农，课读子女。在两江总督陶澍去世之后，已与陶澍订为儿女亲家的左宗棠，即人安化陶家教读其未来 的女婿陶桄达八年之久，而且还携带其侄儿世延一道陪读，离开陶家后又在长沙设馆授徒数年。作为一个职业教书先生，左宗棠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特别是家教经验。从咸丰二年(1852年)已经四十岁的左宗棠入佐湘幕，先后协助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处理湖南军务，抵抗太平军，到咸丰十年开始独领“楚军”征战江西、安徽、浙江，不久即升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扫平福建、广东太平军残余;以后又转战中原，讨平捻军，一直到平定陕甘回乱，收复新疆，左宗棠在外南征北战达三十多年，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很少有机会同家人团聚。但是，尽管戎马倥偬，军政繁忙，左宗棠始终没有忘记对妻儿亲人的眷念，没有放松对子侄后辈的教育。这种教育主要是通过家书来进行的。岳麓书社1987 年出版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 中收录了左宗棠从咸丰二年(1852 年)到光绪九年(1883年 )的家书163 封，其中除了几封是给其妻周夫人与仲兄、侄儿的，其余 150 多封都是给其长子孝威与二、三、四子孝宽、孝勋、孝同的。我们从这一封封满怀深情的家书中，不仅可以看到一位父亲对儿子后辈的谆谆教诲与殷切期望，还可以看到一位政治家的光明磊落与教育家的真知灼见。
作为职业教书先生，左宗棠无论是对子侄的教育，还是对学生的教育，首先强调的是必须读书识字，明白事理，学做好人。在中国封建社会，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一直是中国读书人的主要志趣与目的。在隋唐以后推行的科举制度，更是中国的读书人特别是下层知识分子踏人仕途，实现政治抱负的必由之路。而明清以后科举考试改用八股文，更是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紧紧捆绑、束缚在狭窄的八股范围之内，严重阻碍了中国思想的自由发展与社会进步。对如何处理读书与应试的关系，左宗棠阐发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给予了明确的教诲。他在咸丰六年《与癸叟侄》的信中说：“读书非为科名计，然非科名不能自养，则其为科名而读书，亦人情也。但既读圣贤书，必先求识字。所谓识字者，非仅如近世汉学云云也。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于家何益?非惟无益，且有害也。冯钝吟云：‘字弟得一文人，不如得一长者;得一贵仕，不如得一良农。’文人得一时之浮名，长者培数世之元气;贵仕不及三世，良农可及百年。务实学之君子必敦实行⋯⋯此志当立。”[1]左宗棠对读书应试、求取科名表示理解，因为当时读书人想通过应试求得一官半职，得以养家糊口，亦是人之常情，但这毕竟不是读书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目的。读书如果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只不过是学舌之鹦鹉，对社会、对家庭又有什么益处?所以，他更强调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明白圣贤所说的做人做事的道理，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正如他为左氏家庙所撰楹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1]可见，他高度强调的是必须把“知” (知识)用之于“行”(行动)，即高度重视实践的作用。左宗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应试落第之后，曾在家长期研究兵学、农学、史学与地理学，“于农书探讨甚勤，以区种为良，作《广区田图说》指陈其利”[2]，而且“以古农法耕柳庄之田。益种茶植桑竹，以尽地利”[2]，其家乡湘阴县产茶，就是左宗棠的首创。对历史地理学，他更是下了一番苦工夫。 他不仅熟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齐道南的《水道提纲》，并做了详细笔记，还亲自动手绘制了一份全国分省地图“计程画方，方以百里，别之以色，色以五物，纵横九尺。俟其成，分图各省，又析为府，各为之说。再由明而元而宋，上至禹贡九州。以此图为之本，以诸史为之证。每作一图，易稿，则授周夫人影绘之，历岁乃成。”[2]这些早年积聚的丰富历史、地理、兵学、农学知识，为他后来用兵作战、治国理政打下深厚的基础，带来莫大的好处 。
正是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左宗棠更深刻地认识到当时科举八股文考试的弊端与危害。他在给长子孝威的信中说：“读书能令人心旷神怡，聪明强固，盖义理悦心之效也。若徒然信口诵读而无得于心，如和尚念经一般，不但毫无意趣，且久坐伤血，久坐伤气，于身体有损。徒然揣摩时尚腔调而不求之于理，如戏子演戏一般，上台是忠臣孝子，下台乃一贱汉。且描摹刻画，钩心斗角，尤于身体有损。近来时事日坏， 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少。且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反不如乡里粗才尚能集事，尚有担当。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人格，人才愈见庸下。此我阅历有得之言，非好骂时下自命为文人学士者也。”[1]这的确是左宗棠从当时曾国藩创办湘军与自己率领湘军(“楚军”)作战实践中所得出的深刻结论。当时湘军的大量将领多是原本没有大的科举功名的下层贫苦知识分子，或是直接从士兵中提拔上来的原来的乡村农民，是残酷的战争实践才把他们锻造成能征善战的军事将领与行政官员，所以左宗棠才能发出如此深刻的真知灼见。他进一步从正面谆谆教导自己的儿子：“吾儒读书，天地民物，莫非已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于心，然后施为有本。”[1]他还说:“读书做人，先要立志。想古来圣贤豪杰是我者般年纪时是何气象?是何学问?是何才干?我现才那一件可以比他?想父母送我读书、延师训课是何志愿?是何意思?我那一件可以对父母?看同时一辈人，父母常夸赞者是何好样?斥詈者是何坏样?好样要学，坏样断不可学。心中要想个明白，立定主意，念念要学好，事事要学好。自己坏样一概猛省猛改，断不许少有回护，断不可因循苟且，务期与古时圣贤豪杰小时志气一般，方可慰父母之心，免被他人耻笑。”[1]可见，左宗棠教儿读书，从来不是鼓励儿子读死书，死读书，而是主张把读书明理与做事做人即日常言行结合起来，要时刻把自己摆进去，以圣贤豪杰为榜样，以身边的好人好事为榜样，并以身边的坏人坏事为警戒，努力学做好人，做好事，不必一心追求功名。他说：“只要读书明理，讲求做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名也。”[1]他进一步指出，要做有用之人，必须从学会料理家务做起。他对长子孝威说：“我在外于家事一切全未念及，亦实无暇，尔可渐学料理。陆文安当家三年，所学大进，可知人情世故上有真学问、真经济在，只要人遇事留心耳。”[1]并反复开导说：“读书最为要事。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做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若徒然写一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 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究竟是什么人物?尔父二十七岁以后即不赴会试，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作一个好人，留些榜样与后辈看而已。”[1]左宗棠还精练地总结出“读书在穷理， 做事须有恒”[1]的联语来警策自己的儿子们。
左宗棠对儿子们的读书情况始终高度关注，作为家庭的第一大事来抓，时刻念念不忘。他在咸丰十年 (1860 年)开始独领“楚军”出征江西时， 曾给孝威、孝宽两子写信说：“我此次北行，非其素志。尔等虽小，亦当略知一二。世局如何，家事如何，均不必为尔等言之。惟刻难忘者，尔等近年读书无甚进境，气质毫未变化，恐日复一日，将求为寻常子弟不可得，空负我一片期望之心耳。夜间思及，辄不成眠，今复为尔等言之。尔等能领受与否，我不能强，然固不能已于言也。”[1]可见，左宗棠对儿子们的教育问题是多么重视，真是到了牵肠挂肚、忧思难眠的程度。正因如此，左宗棠还对读书的方法给予这样精心而具体的指导：“读书要目到、口到、心到。尔读书不看清字画偏旁，不辩明句读，不记清首尾，是目不到也。喉、舌、唇、牙、齿五音并不清晰伶俐，蒙笼含糊，听不明白，或多几字，或少几字，只图混过就是，是 口不到也。经传精义奥旨初学固不能通，至于大略粗解原易明白，稍肯用心体会，一字求一字下落，一句求一句道理，一事求一事原委，虚字审其神气，实字测其义理，自然渐有所悟⋯⋯总要将此心运在字里行间，时复思绎，乃为心到。”[1]他进而批评儿子们读书不求甚解、混日子的状态说：“尔等读书总是混过日子，身在案前，耳 目不知用到何处，心中胡思乱想， 全无收敛归著之时。悠悠忽忽，日复一日，好似读书是答应人家工夫，是欺哄人家，掩饰人家耳目的勾当。昨日所不知不能者，今日仍是不知不能;去年所不知不能者，今年仍是不知不能。孝威今年十五，孝宽今年十四，转眼就长大成人矣。从前所知所能者， 究竟能比乡村子弟之佳者否?试自忖之。”从中不难看到一个父亲教育儿子的苦心与耐心，正如他在此信中接着所言：“今我出门，想起尔等顽钝不成材料光景，心中片刻不能放下。尔等如有人心，想尔父此段苦心，亦知自愧自恨，求痛改前非以慰我否?”真是苦口婆心，感人至深!
不仅如此，左宗棠对儿子们书法不佳、字迹潦草，也给予严肃的批评，并给予耐心的指导。他在给长子孝威的信中说：“阅尔屡次来禀，字画均欠端秀，昨次字尤潦草不堪，意近来读书少静、专两字工夫，故形于心画者如此，可随取古帖细心学之。”[1]他不仅耐心指出儿子来信中的一些错别字，一一给予改正， 还指点提高书法水平的具体方法。他说：“读书先须 明理，非循序渐进，熟读深思不能有所开悟。尔从前读书只是一味草率，故穷年伏案而进境殊少。即如写字，下笔时要如何详审方免谬误(昨来字，醴陵‘醴’ 写作‘澧’，何必之‘必’写作‘心’，豈不可笑?年已十六，所诣如此，吾为尔惭)。行书点画不可信手乱来，既未学写，则端正作楷亦是藏拙之道，何为如此潦草取厌?尔笔资原不差，此前写九宫格亦颇端秀，乃小楷全无长进，间架笔法全似未曾学书之人，殊可怪也。直行要整，横行要密，今后切宜留心。每 日取小楷帖摹写三百字，一字要看清点画间架，务求宛肖乃止。如果百日不间断，必有可观。程子作字最详审，云‘即此是敬’，是一艺之微亦未可忽也。潦草即是不敬，虽小节必宜慎之。”[1]左宗棠对儿子们有关读书、写字的谆谆教导真是做到了孜孜不倦，细致人微 ， 感人至深。
(责任编辑：沈碧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