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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境遇与教育的危机

时间:2019-03-07 09: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高小强 杨恩泽      点击: 次    
导语:从儿童与生命的关系的角度看来,私人领域即家庭之于儿童的重要性至今仍然是其他机构所无法完全取代的。

儿童的境遇与教育的危机
【图语:儿童的境遇安全保障】

  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二者的边界非常清晰的古典时代,儿童在家庭和成人的庇护下获得生命的成长与发展。尽管这一过程受制于很多的必然性,但是却能保证儿童和世界之间不会彼此伤害;现代社会打破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区分,受其影响,现代学校因为其公共属性和私人属性的内在不平衡导致置身其中的儿童的生命成长和个性发展遭遇了来自公共领域的影响乃至伤害。在阿伦特看来,“儿童的世纪”之所以出现教育危机甚至在一些国家转化为灾难,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共领域认识教育危机时持有的偏见,即成人选择了忘记或者回避“教育的本质即诞生性”却试图回答和应对现实教育中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对当时美国的教育现象进行了政治哲学层面的思考并发表了《教育的危机》一文。阿伦特遵循“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是如何发生的”这样的逻辑,[1]阐述了对当时美国教育危机的认识尤其是对儿童的境遇及其危机的认识。这在今天看来具有跨越时空的洞察力和启发性。

  首先,阿伦特选择了从政治哲学的视角考察美国的教育危机。因为就本质而言,不仅仅是美国,事实上教育问题成为政治议题乃至政治问题是世界各国皆存在的现象;其次,阿伦特将教育危机放置于现代世界的总体危机之中来加以审视。即教育问题已经不是限于个别国家的偶发性问题。对于这一点,阿伦特曾断言,在本世纪,任何发生在一国之内的事情,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同样可能发生在几乎任何一个国家;[2]164再次,阿伦特对于教育的本质问题的思考是基于她的洞见——教育真正的本质是“诞生性(Natality)”,即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实展开的。[2]164从“诞生性”出发,阿伦特揭示了儿童的双重特性。她认为,相对于教育者这一成人群体及其所在的世界而言,儿童既是崭新的,同时又处于变化过程中,亦即儿童既是一个新人又是一个成长着的人。[2]173很明显,阿伦特是将儿童放置在与之无法割裂的各种“关系”之中去审视其境遇及变化所可能潜藏的危机;最后,阿伦特敏锐地指出了儿童作为儿童的“条件”或者“境况”的颠覆性变化,即儿童在传统“世界”中的境况与在现代“社会”中的遭遇是存在着的决定性差异的。

  一、传统“世界”与儿童的境况

  在阿伦特的历史视域中,至少自古代城市国家产生以来,与家庭和政治领域相应的私人生活空间和公共生活空间始终是两个截然有别、独立存在的实体。[3]18亦即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别相应与家庭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区别,而至少从古代城邦兴起以来,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就一直作为两个不同的、分离的领域而存在。[4]62因此,阿伦特认为,旨在谋生,维持生命活动的过程不允许进入公共领域这种在现代社会被认为不可思议的规定却是古代城邦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3]19正是上述传统或者规范所营造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截然二分的“世界”成为当时儿童之所以为儿童的条件。

  (一)私人领域对儿童的庇护

  从儿童与生命的关系的角度看来,私人领域即家庭之于儿童的重要性至今仍然是其他机构所无法完全取代的。阿伦特对于传统家庭的价值的认识非常清楚,她指出,因为必须保护孩子免受世界的侵犯,家庭就是孩子的传统场所,家庭的成年成员每天从外面返回到家中,退守到由四面墙围起来的私生活的安全领地内。这个私人家庭生活居于其中的四面墙,构成了免受世界,尤其免受世界的公共部分侵犯的一个庇护所。[2]174家庭这一庇护所直接对应的是儿童的生命本身,即儿童的出生和他的成长。反之,一旦没有它们围起来的这个安全所在,生命就没有繁衍的地方。因为无论在哪里,生活如果被持续暴露给世界,失去了隐私和安全的保护,生命的特质就丧失了。[2]174总之,家庭的四面围墙实质上是私生活和公共生活或者说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绝对的分界线。不得不进入公共空间的成年人需要这样一个私密的空间用以维持和保护自己的生命,从而也是为了能够获得来日重新进入公共空间的力量;对于儿童而言,家庭这个私人空间的作用更为重要和强大,它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直到有一天他们具备了像成人一样离开家庭加入公共生活的资格与能力。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家庭对儿童的庇护是有条件的。传统家庭在阿伦特眼里是一种受“生存的紧迫性”或者说受“必然性”控制的共同体。在家庭当中,“人们被他们的需要和需求所驱使而一起生活”。就儿童而言,其生命的维持,基本需要和需求的满足是第一位的。因而家庭对所有家族成员而言首先都是不自由的,用阿伦特的话说,家庭是最严格的不平等场所。[3]19当然,这种不平等并非人为,而是分工所致。即那些能够为家人创造生活必需品、减少或者消除家庭生活的紧迫性的“家长”成为自然的统治者。但阿伦特的意见很明确,这种统治绝非压迫,更没有暴力,仅仅是共同受制于“必然性”,包括家庭的统治者自身也不能例外。唯一的不同是家庭的统治者拥有离开家庭进入“平等”的政治领域的自由。

  阿伦特通过描述传统家庭的状态让我们明白儿童的处境。首先,儿童是受必然性统治的家庭成员之一;其次,儿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得到了保护与照顾,成人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为儿童的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再次,尽管必然性统治的家庭会加之于儿童不平等和不自由,但这种代价却换来的是儿童不会过早地被家庭之外的世界所伤害;最后,家庭也发挥着对儿童的限制作用,以避免其作为新来者“涌入”世界而对世界本身的侵袭。总之,于父母、子女所构成的家庭而言,儿童的双重属性也同时决定了父母在教育子女时所要承担的双重责任:对孩子的生命、发展的责任以及对世界延续的责任。[2]173家庭的四面围墙给儿童给予保护的同时也在保护着围墙之外的世界。不过,我们必须清楚,围墙在更大程度上并非是实体意义上的,而是指向了儿童的父母针对儿童所实施的养育与教育活动,亦即儿童的生长和发展始终是在成人的陪伴中发生的。

  (二)传统公共领域对儿童的“排斥”

  传统的私人领域是非政治的,与公共领域相比,私人领域自身的匮乏性显露无疑。对于成人而言,完全的家庭生活显然是不完整的。因为,就处在私人领域的他们而言,他们并没有出现,因此就像他并不存在一样。不管他做了什么,对别人来说都毫无意义毫无影响,对他至关重要的东西对家庭之外的他人而言则无足轻重。[5]45处在私人领域的儿童对公共领域而言的确是无足轻重的存在。阿伦特通过私人领域(家庭)和公共领域(政治领域)的对照让二者的特征更加清晰的显现在我们面前。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一样在传统社会是一个不会轻易被人混淆或者轻易跨越其界限的真实存在。儿童,从其受必然性控制的程度而言,他们进入公共领域的可能性远低于妇女,更低于成年男性。当然,阿伦特并不是说儿童不可以离开四面墙围起来的实体的家庭,他们只是是被排斥在自由的成年男性活跃其中的政治活动之外,因为阿伦特坚信真正的政治是自由的成年人主体间的事情。儿童作为受制于必然性的未成年人其双重特性决定了被公共领域所忽视甚至刻意排斥的命运。当然,这种看似不平等的安排对儿童的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意义,家庭之于儿童的重要性也因此得到更大程度的凸显。相反,若让儿童也像成人一样“自由”、 “平等”地进入公共领域,在阿伦特看来是一件非常不应该发生的悲剧事件。暂且不论儿童介入政治对公共世界的伤害,单就公共世界对儿童的伤害而言即是不可接受的。阿伦特用“名人的孩子容易变坏的”这样的例子来说明公共世界对儿童生命和生长的负面影响。事实上我们很容易理解今天的时代“来自公共领域的无情光芒淹没了儿童的私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孩子们失去了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对那些名人的开展带来了什么。[2]174阿伦特甚至用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比喻来强化她的观点,她说,所有从黑暗中涌出的生命,无论天生有多么强烈地冲破黑暗的倾向,它的生长都需要黑暗的庇护,不单单植物生命是如此。[2]174阿伦特对传统公共领域或者说政治领域观察之后得出的一个冷冰冰的结论是,在公共世界里,生命(包括儿童的生命)之为生命并不重要,或者说公共世界不在乎儿童,所以根本谈不上去保护儿童。值得庆幸的是,传统社会的公共领域并不会主动给儿童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因为大部分儿童经常能够得到作为公共领域的对立面真实存在的私人领域——家庭的隐蔽和保护。

  二、现代“社会”与儿童的遭遇

  (一)“社会”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糅合

  就现代,阿伦特的判断是,社会领域(严格地说,它既非私亦非公)的出现是一个相当新的现象,它在起源上与现代同时出现,并在民族国家内部获得了它的政治形势。[3]18与社会领域的出现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结果是,人们在理解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决定性区分,城邦空间和家庭、家族空间的决定性区分时遇到了异乎寻常的困难。[3]18阿伦特对“社会领域”这一术语的解释无疑也会让我们疑惑和震惊。她非常肯定地说,越是成熟的现代社会,越是抛弃了私人和公共之间的区别(即只有在封闭的环境中才能生长的东西,和需要在公共世界的光照之下显示给所有人看的东西之间的区别),越是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引入了一个社会领域。在那里,私人的变成了公共的,公共的反过来变成了私人的,这对孩子来说是最糟糕的,因为他不受干扰的成长,本质上需要一个封闭的环境。[2]174“社会领域”的出现意味着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有着截然区分的时代事实上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于是,儿童自然的生长、发展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阿伦特找到了为何在社会领域糅合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后,尽管家庭领域和公共领域依然存在但本质上与以往不同的关键原因。她认为,现代社会所有的组织和政治共同体都是按照家庭形象建立的,一种巨型的、全国性的家务管理机构照管着人民的每件事情。在经济上把众多家庭组织成一个超级家庭的模式,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其政治组织形式就是所谓的‘国家’”。[3]18当公共领域开始以关注家庭内部事务为主的时候,原来隐蔽于家庭中的妇女和儿童的私生活将不得不接受公共世界的光照。这也就意味着现代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生活了——阿伦特并非给我们一个预言,而是告诉我们一个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已经愈演愈烈的事实。

  (二)现代家庭对儿童的“背叛”

  在阿伦特眼里,与古典社会公共生活忽视世俗生命或者忽视儿童的特征相比,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把生命,即个人以及家庭的世俗生命视为最高善”,[2]174换句话说,现代社会即把原本被公共生活所忽视的私人生活甚至个人隐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视为最高的善。为此,与所有以前的时代相比,现代让生命和所有与生命的保存及丰富有关的活动都脱离了私生活的隐蔽性,让他们暴露在公共世界的光照之下。[2]174可想而知的后果便是妇女和儿童原本在家庭中就能够得到满足的需要和需求被上升为整个社会乃至政治层面的重要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家庭中受制于生存的必然性的成人的解放,阿伦特称之为“工人解放”和“妇女解放”,即工人和妇女作为人具备了进入公共世界的资格,即有权利在公共世界中看和被看,言说和被倾听。[2]175一个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妇女获得进入公共领域资格的同时就意味着儿童与成人(尤其是母亲)通过家庭在一起的事实的根本性改变。至少,儿童的母亲也已经不是儿童自己全天候的陪伴者、保护者和教育者。

  儿童所面对的这种危机阿伦特直言不讳的认为是对孩子的“抛弃和背叛”。家庭庇护儿童,让儿童在相对隐蔽的环境中得到生命的发育和成长的功能已经基本上丧失。当现代家庭发生这种革命性变化之后,谁来为儿童的生命负责已经不再是一个家庭内部的问题,而是随着传统家庭的解构自然而然转化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并最终上升为政治问题。当然,现代社会为该问题所开具的药方是建立学校——一种有别于传统社会的并且寄托了现代家庭、社会的和政治的各种希望的新型机构。

  (三)现代学校对儿童与成人的区隔

  现代学校,阿伦特认为它本质上是一种介于家庭的私人领域和公共世界之间的过渡性机构。因此,学校一方面承担了传统家庭为儿童的生命与发展提供保护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承担着国家、政府或者社会教育儿童,让儿童完成社会化的职责。很明显,阿伦特重新界定了现代学校的应然功能和实际功能及其在显示情境中的反映。阿伦特指出,当现代学校承担起更多的功能之后,孩子首先在学校里被引入世界。同时阿伦特也发出明确的告诫说:“学校并非世界,也不假装是世界;毋宁说它是一个我们的家庭的私人领域和世界之间设立的机构,以便顺利地让孩子完成从家庭到世界的过渡。上学不是家庭要求的,而是国家要求的,也就是公共世界要求的。”所以,对孩子来说,学校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世界,但一定不是真正的世界。[2]176阿伦特事实上也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现代学校的本质决定了它的根本性缺陷——真实存在的现代学校更多的是代表着公共世界,而非传统家庭。

  现代学校的天平偏向于公共世界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所引发的另外一个现象或者结果是学校自身被营造成一个公共领域(至少是一个准公共领域)。在这个公共领域中,儿童们被要求要像成人一样完成自己的公共生活,但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阿伦特为我们描述了这种公共生活的本质以及对儿童所带来的危机:“在那里,在儿童的同龄伙伴中间出现了一种公共生活,虽然不是真正的公共生活而只是某种伪装,但它对儿童的杀伤力却是同样的,从而儿童,即未定型的处在变化过程中的人,也被迫把自己暴露在公共存在的光天化日之下”。[2]174如果儿童在学校中的生活是真正意义上和成人在一起的,问题倒不是很严重。关键是在学校这个公共领域中,儿童和成人之间的关系不像传统家庭当中儿童和成人的关系那般自然和紧密。上述这一切源于阿伦特所批判但是被多数国家的教育学家和教育家所推崇和实践的一种理论,阿伦特称之为一种假设。即假定存在着一个儿童的世界,一个儿童组成的社会,它本身是自主的,必须尽可能地把它留给儿童自己去管理,成年人只能在旁边帮助他们。告知小孩子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权威在于儿童群体自身。[2]169-170事实上,阿伦特所指的这一假设在很大的范围已经被奉为真理并运用到了世界各国的教育实践当中。我们无法否认该假定为教育领域的系统变革所带来的好的结果。只不过,因为我们缺少了阿伦特式的反思,所以很少在意这一假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在阿伦特看来,这一假定的负面效应非常之严重,用她自己的话说,这个假定造成了一种成年人只能无助地站在儿童旁边,实际上拒他们于千里之外的状况。他只能告诉孩子去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和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这样,从所有年龄段的人都一同生活在世界上这个事实出发的,儿童和成人之间真实、正常的关系就被破坏了。[2]169-170简言之,现代学校的组织结构让在家庭中以个体的形式和成人生活在一起的儿童开始转向远离家人,以群体的方式在老师们监护与教导下与其他儿童生活在一起——现代学校中的教育者无论其多么在意孩子的安全,多么用心于孩子的学业成就,它都无法与发生于家庭的“儿童和成人之间真实、正常的关系”比拟。

  如果我们不清楚没有成人陪伴的儿童群体的本质的话,我们似乎也不会觉得儿童的群体生活有什么不妥。我们甚至还会觉得,儿童从缺少平等和自由,被必然性和家长所统治的家庭得到解放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可是,阿伦特却告诉我们,得到解放以后的群体中的孩子,他的情形当然要比从前更糟,因为一个群体的权威总是要比最严厉的个人的权威都来得强大和专横,哪怕是个孩子群体。[2]170换句话说,儿童群体的统治带给儿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自由和平等,而是“暴政”。儿童之所以可能落入自己所属的群体的暴政手中,是因为儿童所组成的公共领域和成人所组成的公共领域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即儿童理性的言说和行动的能力尚未发育成熟。我们都知道,言说和行动的前提是自由,但言说和行动本身却依靠的是人的理性,在儿童所组成的公共世界中,“因为他们是孩子,他们不能理论一番”的现实决定了儿童群体的必然走向。[2]170另外,阿伦特认为儿童摆脱成人的权威之后还有一个归宿是“被抛回自身”。当然,处于这种境况中的儿童,也并不见得比接受家庭的统治或者接受儿童公共领域的暴政来得更好。总而言之,不论处于上述两种境况中的哪一种,现代学校这种环境中儿童的生活很可能走向我们所希望的反面,即阿伦特所担心的,要么趋向顺从主义,要么引发青少年犯罪,多数情况下是这两者的混合。[2]170如果我们也感觉到校园欺凌、校园暴力甚至青少年犯罪问题日益严重是事实的话,阿伦特的上述分析更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另外,我们更应该警惕的是顺从主义与作为现代的产物的一种“以无思”或者说“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的能力不足为特质的恶,即“平庸恶”之间的关系。[5]6现代学校,在承担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方面着力过多,但是却在有意无意忽略其所分担的来自于家庭的责任。作为现代学校的教师也主动或者被动地弱化自己像家长那样陪伴孩子的角色。

  阿伦特对于她所发现的现代学校表象与实质之间存在的悖谬也是不无惊讶,他甚至自己发问,[2]174-175既然“现代教育始终认为它的唯一目标就是为孩子服务,抵制过去那些没有充分考虑孩子内在天性和需求的教育方法”,而且“‘儿童的世纪’致力于解放儿童和让他们摆脱成人世界的标准”,那么,“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必需的基本条件又怎么可能被忽略,或仅仅没有被认识到呢?孩子又怎么可能被暴露在最成人化的世界里,即世界的公共部分中呢,既然已经肯定说所有以往教育的错误在于把孩子仅仅看做一个小大人?”阿伦特认为悖谬所产生的根源在于现代教育就其试图建立一个儿童世界而言,破坏了生命成长发育的必要条件,[2]174-175即在尊重儿童独立性的借口下,儿童被排斥在成人世界之外,人为地被封闭在自己的世界内。这种对儿童的阻挡是人为的,因为它打破了成人和儿童之间的自然联系,包括教和学之间的联系。[2]172阿伦特所说的“人为”当然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成人反思自己在儿童的境遇“恶化”过程中所充当的角色及所要承担的责任。

  三、避免危机化为灾难:阿伦特的启示

  作为一位政治哲学家,在教育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且长期占据了美国媒体的头版头条的情况下,阿伦特不可能无动于衷。不过,阿伦特并没有急于给出问题的答案,而是以美国教育的危机作为典型案例来启发和引导人们为破除假象和偏见、探寻教育的真正本质进行反思和采取行动。阿伦特坚信教育的本质是“诞生性”,即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实。在阿伦特看来,处在危机中的美国政治家和教育家也是带着误解和偏见对教育问题进行判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寻找解决教育危机的答案时并没有意识到“教育根本上是对诞生性问题的回答”。

  对“诞生性”的正确认识首先会帮助人们消除对政治的误解。阿伦特基于自己对政治尤其是传统政治的深刻认识,她认为现代人对政治存在着一种错误的理解,即(现代人)认为政治不是与自己的同侪一起,加入到要承担说服责任和冒着失败风险的事业中,而是靠着成年人的绝对优势采取专制的干预,试图把新事物当成一个既成事实造出来,仿佛新东西已经在那里。[2]166亲历过德国极权主义政治灾难的阿伦特并非危言耸听,因为事实上“要创造新形势就必须从孩子开始的信念在欧洲一直被当做暴政分子革命运动的专利,他们一掌权,就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夺去,直截了当地进行灌输。”的理念已经不仅仅在欧洲和德国得到了极具悲剧性的实践。[2]166在阿伦特看来,因为政治意味着受过教育的成年人在一起的言说和行动,而不是和未受过教育的儿童打交道,所以,真正的教育在政治中不起作用。于是,“教育”一词在政治中就带有一种邪恶的意味。因为这种伪装的教育其真正目的是用非暴力手段的强制而让儿童顺从。所以阿伦特直言“一个新世界可以通过孩子们的教育建立起来”仅仅是一种幻象。[2]166因为这种教育表面上是为新一代人准备了一个新世界,而事实上是企图从新来者手里剥夺他们为自己创新的机会。[2]166言外之意,对于儿童而言,任何成人为其刻意准备的乌托邦式的新世界在“诞生性”面前都是旧的甚至是腐朽不堪的,即新世界只能依赖于新人自己的创造。

  在教育哲学领域,我们应当将“诞生性”作为惊异的对象。对“诞生性”的惊异有利于我们重新确认学校的任务和教师的责任。因为现代学校既然成为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性机构,我们就必须重视“孩子首先在学校里被引入世界”,即学校分担了传统家庭和政治领域的双重任务这一事实。[2]178那么,我们如何让学校成为和家庭一样最幸福的地方?阿伦特认为教师的角色是关键。至于教师究竟该如何完成将儿童引入世界的责任,阿伦特给出的答案是保守的。她说,一方面,由于孩子还不熟悉这个世界,他必须缓慢的被引入;另一方面,由于他是崭新的,必须留意让这个新人和原有的世界顺利接轨。[2]176为此,阿伦特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现代学校理想的教育者的形象:在孩子面前,教育者仿佛是世界上所有成年居民的代表,指着它的沟沟壑壑,对孩子们说:这就是我们的世界。[2]177看似简单的一句话,折射的却是阿伦特对教育者要求的高度,因为在阿伦特心里,儿童的教育者是一种承担了将儿童顺利引入世界的责任的人,而阿伦特非常明确的警告是,任何拒绝为这个世界承担连带责任的人,都不应当要孩子,也不允许他们教育孩子。[2]176当然,阿伦特所谓教育者的“责任”,除了“引入”之外,最根本的则是促使儿童“个性和天赋的自由发展”。至于“个性和天赋”,用阿伦特的话说就是从一般的和根本的角度来说,就是把每个人和其他人区别开来的独特性,这些特质使他不再只是来到世界上的一个陌生人,而是成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那么一个人。[2]176当然,最好的学校和家庭之所以是幸福的地方,其共同的奥秘是因为成人对儿童的爱。作为阿伦特的高足和传记作者的伊丽莎白·杨—布鲁尔对阿伦特有关成人对儿童的爱的理论做了很好的阐明,她援引阿伦特的话说,“孩子应该在世界上得到爱和养育”。因为“至少,一个人的性格经受过爱的训练,这个人就会试图维护公示世界和公共领域,使性格在其中得以彰显,使人能够表现出内在的自我。一个性格受过爱的训练的人会希望维护世界,让它能够容纳最终出自于爱的行动——团结的行动、彼此宣誓的行动”。[6]144对极权主义下以虚假的爱甚至以仇恨为手段和目的的教育及其后果有过临床观察和切身体验的阿伦特为处于危机中的教育开出来的最终药方对即使是不懂教育的人而言也并不陌生,也不深奥,可惜的是“出于爱的教育”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反复地被扭曲、被遗忘。而这种扭曲和遗忘是会使得教育的危机进一步加深。

  在反思危机和灾难方面,阿伦特自身的经历赋予她我们所不具备的发言权。正因为如此,她对于危机与灾难的关系以及我们可以采取的行动的原创性的洞见及忠告是值得思考和借鉴的。教育的危机的本质是儿童的境况的危机。成人以及成人主导的世界如何思考儿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或者建构了儿童之为儿童的条件,其实也建构了教育的条件以及教育危机的条件。虽然发生在中国之外的教育危机不会原原本本在中国上演,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教育自身不存在危机(事实上关于中国教育的危机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基于这一事实,我们认为阿伦特关于思考“危机”的方法论和认识“危机”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她说,危机迫使我们返回到问题本身,要求自己给出新的或者旧的答案,但绝不是匆忙的判断。只有当我们用早已形成的判断,即偏见来回答这个问题时,危机才会演变为灾难。这样的态度不仅加速了危机的来临,而且使我们丧失了对现实的经验和它所提供的反思机会。[2]164这种关注现实而不是简单地借用历史类比或者历史先例(即阿伦特所说的偏见)来代替思考的政治哲学态度在当今时代尤其显得弥足可贵。

  作者简介:高小强(1981-),男,甘肃清水人,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领导与管理研究(甘肃 兰州 730070)。儿童的境遇与教育的危机

  参考文献:

  [1]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M].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序言)18.

  [2]汉娜·阿伦特.过去和未来之间[M].王寅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汪辉,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5]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刘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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