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是儒家道德伦理的基础，无论是居“四德”之首的“仁”，还是作为“五伦”之大节的“忠”，究其根源，都发自人们对父母的天然之爱——孝，正所谓“立爱自亲始”，“孝悌”乃“为仁之本”。中国人极为重视人的教化与教养，特别强调童蒙教育在人的成长和修养中“正本清源”的重要位置，即所谓“蒙以养正”。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孝道教育成为童蒙教育的主要内容。

　　《孝经》是阐发儒家伦理的著作，以“孝”为“百行之本”，进而阐述如何以忠孝、孝悌的原则处理君臣、父子、兄弟等各种社会伦理关系，以及立身、处事、齐家、睦邻、治国、事君等各种社会、政治事务。汉魏以来，《孝经》成为儒学教养的主要文本。至唐代，《孝经》获得“经典”地位，升格为与“五经”并列的儒家“经书”之一，作为科举考试最基础的经典，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当时，儿童普遍于六七岁时开始诵习《孝经》，为接受更高层次的儒家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奠定基础。

　　《孝经》在童蒙教育中备受重视

　　《孝经》得到唐代统治者和士人的极大重视，玄宗认为孝是道德根本、社会教化的基础，“化人成俗，率繇于德本，移忠教敬，实在于《孝经》”，故亲自训注《孝经》，颁布天下，“垂范将来”。唐朝官方对《孝经》的重视，促进了童蒙教育对《孝经》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借助政治力量，凸显《孝经》在儒家经典结构中的地位。早在隋代，统治者就已注重扩大《孝经》的影响。开皇五年(585)，隋文帝亲自主持国子学释典仪式，命国子祭酒元善讲《孝经》。唐朝建立后，武德六年(623)，高祖驾幸国学，命徐文远讲《孝经》。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幸国子学，令祭酒孔颖达讲《孝经》。此后，皇帝幸国子监、举人谒先师等崇重儒学典礼和仪式上，多以《孝经》开讲。武德七年，高祖下诏奖拔史孝谦为两个幼子“讲习《孝经》，咸畅厥旨”，旨在加强对儿童的《孝经》教育。唐玄宗亲自御注《孝经》，于天宝三载(744)下制，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

　　其二，《孝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士人从事举业必须从《孝经》学起。据《新唐书·选举志》，明经诸科须“《孝经》《论语》皆兼通之”，进士科也要考《孝经》。唐代童子科考试的最主要内容是《孝经》和《论语》。大历三年(768)四月敕：“童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习一经兼《论语》《孝经》，每卷诵文十科(条)，全通者与出身。”经典研读与科举的直接勾连，意味着修习《孝经》已不仅仅是“做学问”，更是立身入仕的“经济之道”。于是，举业始自《孝经》成为士人共识。敦煌文书P.2746《孝经》一卷末尾，题有学士郎翟飒的一段感言：“读诵须勤苦，成就如似虎，不词(辞)杖捶体，愿赐荣驱路。”读书虽然辛苦，但想到将来的荣华富贵，读起《孝经》来更是卖力。功名利禄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读书人诵习《孝经》的热忱，读《孝经》成为读书人获取功名的起点。

(责任编辑：刘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