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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童蒙的孝道教育

时间:2017-11-14 13: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金滢坤      点击: 次    
导语:“孝”是儒家道德伦理的基础,无论是居“四德”之首的“仁”,还是作为“五伦”之大节的“忠”,究其根源,都发自人们对父母的天然之爱——孝,正所谓“立爱自亲始”,“孝悌”乃“为仁之本”。

唐代童蒙的孝道教育
【图语:童蒙教育】

  “孝”是儒家道德伦理的基础,无论是居“四德”之首的“仁”,还是作为“五伦”之大节的“忠”,究其根源,都发自人们对父母的天然之爱——孝,正所谓“立爱自亲始”,“孝悌”乃“为仁之本”。中国人极为重视人的教化与教养,特别强调童蒙教育在人的成长和修养中“正本清源”的重要位置,即所谓“蒙以养正”。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孝道教育成为童蒙教育的主要内容。

  《孝经》是阐发儒家伦理的著作,以“孝”为“百行之本”,进而阐述如何以忠孝、孝悌的原则处理君臣、父子、兄弟等各种社会伦理关系,以及立身、处事、齐家、睦邻、治国、事君等各种社会、政治事务。汉魏以来,《孝经》成为儒学教养的主要文本。至唐代,《孝经》获得“经典”地位,升格为与“五经”并列的儒家“经书”之一,作为科举考试最基础的经典,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当时,儿童普遍于六七岁时开始诵习《孝经》,为接受更高层次的儒家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奠定基础。

  《孝经》在童蒙教育中备受重视

  《孝经》得到唐代统治者和士人的极大重视,玄宗认为孝是道德根本、社会教化的基础,“化人成俗,率繇于德本,移忠教敬,实在于《孝经》”,故亲自训注《孝经》,颁布天下,“垂范将来”。唐朝官方对《孝经》的重视,促进了童蒙教育对《孝经》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借助政治力量,凸显《孝经》在儒家经典结构中的地位。早在隋代,统治者就已注重扩大《孝经》的影响。开皇五年(585),隋文帝亲自主持国子学释典仪式,命国子祭酒元善讲《孝经》。唐朝建立后,武德六年(623),高祖驾幸国学,命徐文远讲《孝经》。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幸国子学,令祭酒孔颖达讲《孝经》。此后,皇帝幸国子监、举人谒先师等崇重儒学典礼和仪式上,多以《孝经》开讲。武德七年,高祖下诏奖拔史孝谦为两个幼子“讲习《孝经》,咸畅厥旨”,旨在加强对儿童的《孝经》教育。唐玄宗亲自御注《孝经》,于天宝三载(744)下制,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

  其二,《孝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士人从事举业必须从《孝经》学起。据《新唐书·选举志》,明经诸科须“《孝经》《论语》皆兼通之”,进士科也要考《孝经》。唐代童子科考试的最主要内容是《孝经》和《论语》。大历三年(768)四月敕:“童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习一经兼《论语》《孝经》,每卷诵文十科(条),全通者与出身。”经典研读与科举的直接勾连,意味着修习《孝经》已不仅仅是“做学问”,更是立身入仕的“经济之道”。于是,举业始自《孝经》成为士人共识。敦煌文书P.2746《孝经》一卷末尾,题有学士郎翟飒的一段感言:“读诵须勤苦,成就如似虎,不词(辞)杖捶体,愿赐荣驱路。”读书虽然辛苦,但想到将来的荣华富贵,读起《孝经》来更是卖力。功名利禄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读书人诵习《孝经》的热忱,读《孝经》成为读书人获取功名的起点。

(责任编辑:刘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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